一个网红纪录片导演是这样诞生的（下）
编者按：蒋能杰，来自湖南农村的社会写实问题的记录者。他希望纪录片可以增进人们对这些边缘人群、弱势群体的了解，也希望大众能对他们友善一点，让他们的生活更有尊严。他只希望用公益影像推动社会的进步。
坚守十年，他透过镜头描摹中国农村生活底层的样貌，为边缘化的人群发出他们的声音，默默记录他看到的世界。《村小的孩子》带我们看到留守儿童在村里缺少教师、父母外出无人引导的深刻问题；《龙老一生》捕捉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老兵的困顿和养老问题。《矮婆》跟拍主角小女孩六年，记录她在山村里与奶奶以及两个同父异母妹妹相依为命，背井离乡去广州寻找父母的故事。他用十年拍摄的《矿民、马夫、尘肺病》，希望尘肺病群体的境遇得到一些改善，结果在2020年受到高度热评与关注。下面是蒋导演的自述故事。
源自：影艺独舌 撰文/赵春晖 口述/蒋能杰 编辑：爱心志愿者
（接上期）
有努力的方向，不怕起点低
我是那种不太听话的人。我父母让我去考公务员、当老师，我都没有听，因为这些都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最终我走上了拍纪录片的道路。
我是个目标很明确的人，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该干嘛了。我的大学专业是工业设计，但我没有跟周围人说我要拍纪录片、当导演，我怕他们笑话我。
当时我疯狂地看电影，阅读相关的书籍。大学的时候经常翘课，要不就是上课的时候自己看一些拍电影的书籍。其实目标明确挺好的，不怕起点低，关键在于你有努力的方向。
蒋能杰导演在拍摄现场
正因为我清楚自己该干什么，所以创作上也很明确。我挺讨厌那种猎奇式的、营造戏剧冲突的拍法，动不动就希望采访对象能掉几滴眼泪，问一大堆问题。片子出来之后有人就跟我说，你怎么不问采访对象后不后悔？对死亡怎么看？我不喜欢这种问题，因为不是我的风格。
我跟他们相处，我在旁边记录，我不喜欢问那种让对方不舒服的问题。虽然那些问题也许会挖出一些东西，但是我不想听到那种我很伤心、我很后悔之类的回答。
可能早年间像拍《村小的孩子》的时候，我还会进行一些调查式的提问，比如“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一类的问题，但现在已经基本不会了。不靠提问来获取信息，那就只有进行长时间跟拍，让时间见证故事。
除了纪录片，我还拍了一部剧情片《矮婆》，已经拿到了龙标（影片片头绿底龙头标志,写有“公映许可证”及电审字号,被视为电影的“准生证”），但具体什么时候能够登陆院线不好说，应该等疫情过去之后，会在合适的时机跟大家见面。
无论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我的初心是一样的，都是用影像的方式去关注这个社会，只是具体的拍摄手法不一样。纪录片几个人就可以拍，但是剧情片就要三五十号人来拍，会跟更多的人打交道。
拍剧情片很痛苦，因为我不擅长跟人打交道。我这个人讲话直来直去，工作中看不对可能就会骂，当然是对事不对人。衣食住行我无所谓，但是对于工作，我有自己的要求。
之前我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团队有三五个人，但去年我裁掉了大部分人，因为我不想养团队了，压力大。虽然养团队可以拍一些商业片子，挣到的钱可以帮我拍不挣钱的纪录片，但管理团队对我而言太分散精力了，我想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创作上面。
《村小的孩子》
用公益影像推动社会进步
我拍了十年的纪录片，加起来的曝光率没有这一部高。
在这个纪录片火起来之后，我每天大概都会接受两三个采访，也受到了很多支持和捐赠，得到了很多温暖和感动，也可以偿还一些因为拍纪录片而欠下的债务，非常感谢大家在困难时的帮助。《矿民、马夫、尘肺病》能够冲到本周豆瓣口碑电影榜第一名，这是网友们的功劳，我这辈子估计可遇不可求。
我觉得大众能看到的电影，口味应该更多元。《矿民、马夫、尘肺病》能被更多的观众看到，我觉得这是好事，跟我的愿望是契合的。因为我拍的是一个很大众的群体，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尘肺病人。
以前我拍的公益题材作品，视频网站要么删，要么禁。对于纪录片来说，看见和发声很重要，所以我主动发资源，也授权大家传播，可能这么做坏了“规矩”，可是如果能让尘肺病群体的境遇得到一些改善，也不枉我多年的坚持。
未来一段时间我有两个项目，一个是LGBT题材的纪录片《彩虹游轮》，另一个是心智障碍题材，拍成人群体。自闭症小孩受到的关注可能多一些，但关注成人群体的就少很多了，目前已经拍了两年。
《矿民、马夫、尘肺病》
纪录片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文献价值，像尘肺病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我希望替他们发声，让更多的人看见。我希望我纪录片可以增进人们对这些边缘人群、弱势群体的了解，也希望大众能对他们友善一点，让他们的生活更有尊严。我没有恶意，只希望用公益影像推动社会进步。
很高兴我的纪录片能够改善一些人的处境，像《矿民、马夫、尘肺病》里面，赵品凤的女儿初中毕业就不打算上学了。我牵头联系了一些公益组织，资助他们姐弟二人的学杂费，另外我有一个好友每个月给他们1000元的基本生活补贴，所以他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拍摄对象都能得到改善的。在我拍完纪录片《路》之后，有媒体注意到片子里的孩子上学交通不便，给村里捐赠了一辆校车，有了车之后又有了新的问题，雇司机的价格很贵，油费也没有办法解决。当时说是当地政府解决，但是当地政府很穷，既没有预算，也没有上级拨款，最后校车只能闲置。
作为一个出身乡村的底层人士，我看到过太多这样荒诞的场面。看到那些社会问题，我是特别愤怒的。现在我还保持愤怒，愤怒会促使我去创作。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愤怒了，选择坦然地接受现实，估计我就不会创作纪录片了，我会回家种地，去享受那些“岁月静好”的生活。（全文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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