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在红旗下的50后老外(上)

长在红旗下的50后老外(上)

编者按:阳和平,1952年出生于北京,国籍美国,是个非常奇特的人。他的父母都是地道的美国人,在抗日战争后期就已经来到中国,参加了中国的革命;而在1949年之后,主要是替中国人民“养牛”。父母的红色经历既建构了阳和平的独特身份,也影响了他的精神信仰。作为“长在红旗下的美国人”,阳和平对新中国的历史如数家珍。本期专栏,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作者:彭丹  来源:文汇报

现年66岁的阳和平是国际友人阳早、寒春的长子,生在北京,长在西安。上世纪40年代,阳早、寒春先后从美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两人在中国牵手生活、工作60余年,一心钻研农牧技术改良、农业机具革新等,为中国的农业机械改良和奶牛饲养机械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多位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称为“白求恩式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年轻时的阳和平

 

  ” 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我”

在沙河的小王庄农场,望着父母留下的堆积如山的笔记与图纸,阳和平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我想把它们一一归类扫描,但实在太多了,有点无从下手。”

阳早和寒春自从上世纪40年代来到中国,便为中国养了一辈子牛——近200本笔记记录了他们的工作和心路历程,有的记载牛场中每头牛的模样、胎次、谱系等;有的记录他们使用过的每一批次用的橡胶乳杯配方、工艺和使用寿命,尤其是科学家出身的寒春,总是笑称自己记性不好,到哪儿都揣着笔记本,最后留下了好几大箱子密密麻麻的笔记。对阳和平来说,这些笔记和图纸很宝贵,有好多他后悔没问清父母的问题或许就藏在里面。

阳和平说他的记忆都是农场串联起来的,因为父母一直在农场里工作。“他俩都不过是朴朴素素的普通人,谈不上多伟大。”

或许是从没觉得父母特殊,直到上世纪70年代跟着父亲到美国各地演讲,听父亲讲在中国养牛的经历,阳和平才大致了解了他们的经历,但还有许多细节像散佚的文章,他再也打捞不起来了。

上世纪40年代,受《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为《西行漫记》)等红色书籍的影响,满怀着好奇心的阳早、寒春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并在延安的窑洞里结了婚,边区领导人林伯渠为两人写了一幅“万里良缘、圣地花烛”的题字。

婚后两人先是被派到瓦窑堡试制农机具,之后在陕西与内蒙古交界处的三边牧场,西安的草滩牧场,北京的红星公社、小王庄农场等地工作了大半辈子,见证并参与了新中国的独立与腾飞。

来中国前,寒春本是芝加哥物理大学的研究生,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与杨振宁等人是同窗,参与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美国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又得知自己的奖学金来自美国军方,寒春觉得自己献身纯科学的愿望彻底破碎,这才奔赴中国寻找新的人生道路。

1952年,还在三边牧场工作的寒春辗转来到北京待产,被宋庆龄邀请参加正在召开的亚太和平会议,得知寒春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名字,宋庆龄便给孩子取名叫“和平”。

出生40天左右,寒春带着阳和平暂时到了西安,后来又到了草滩农场工作,那也是阳和平开始记事的地方。他记得在农场的广阔天地里,自己跟小伙伴们养兔子、养鸽子、“抓特务”,学电影《地道战》在家里的自留地里打洞,虽然皮过分了会挨父亲的揍,但“打过还是照样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期,一个劲儿要去东北建设兵团的弟弟阳建平被分配到安徽宣城,阳和平则被分配到北京光华木材厂的第八区间操作制造塑料贴面板的热压机,因为动手能力强,几个月后就能独立操作了。

这一家子外国人以亲历者的身份融入到了新中国的历史中。有一回,有人问阳和平:“您的母亲放弃在美国做科学家,来到中国养牛,会不会感觉有些可惜?”

“可惜什么?!”阳和平带点“狡黠”地笑道,“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我了。”

一家人在北京红星公社的家门前

 

在中美之间折返

阳和平小时候,来陕西的外国人少,“自己照镜子从不感到奇怪”的他也会对外国人好奇。虽然肤色不同,阳和平跟农场里的孩子极为要好,从没感到隔阂,但中美关系的曲折也给阳和平的身份认同涂抹了一丝尴尬。

在家里,阳早、寒春一直有收听国外广播的习惯,没事就会讨论一些国际时事,他们在小王庄农场的家里也一直挂着一幅英文的世界地图。1956年埃及宣布从英法两国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激动的阳早、寒春便给当年出生的女儿取名叫“及平”。

那会儿阳和平已读初中,也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除了听父母谈论政治,急切想要表达的他会在家庭会议上跟父母辩论各种问题,吵得“面红耳赤”。

1968年,美国黑人运动(后来也称人权运动)如火如荼,阳和平急着问收听国外广播的父母:“他们在讲什么呀,讲什么呀?”父母笑着说:“那你自己去学英语呀。”

其实英语他也学过。1962年寒春的母亲来西安看望寒春一家,作为一个资深的教育家,阳和平的姥姥想尽各种办法,教了阳和平近一年的英语,但压根没心思学的阳和平几乎一个单词也没记住——姥姥只得摇头:“从没见过你这么顽固的孩子。”

到自己下决心学英语的时候,阳和平先是听“英语900句”、慢速的英语广播,在工厂看简单的英语文学作品,就连回家蹬自行车的时候也在用英语数数。

1974年,在香港办好了护照的阳和平去了美国。此后的30年间,他在美国当过工人、读了博士、还娶妻生女,但一直在中美之间来回折返,一如他摇摆不定的归属感。

刚到美国的时候,阳和平很想快点融入美国社会,看到人家的穿着打扮,他也买来那种“花花裤子”穿,但这种过犹不及的模仿反而“让人觉得有点怪”。

他也分享不了周围人的文化记忆。阳和平听不懂美国人说的笑话,不懂他们口中的米老鼠唐老鸭,美国人也听不懂他口中的孙悟空;在猫王和鲍勃·迪伦流行的年代里,他却觉得那种吱哇作响的摇滚乐像“拿指甲刮黑板的声音,是一种折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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