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破坏的珍宝，她用一辈子来守护（下）
编辑按：莫高窟也被称为千佛洞，里面藏着大量的精美壁画和塑像。莫高窟周围，围绕着一代代的工作者：修文物的人、讲解员、技术人员等。在他们到来前，莫高窟不过是一片沙土堆积的断壁残垣和危险楼阁。樊锦诗，被称为“敦煌的女儿”，是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出于极端的热爱和使命感，边做边摸索，她也走上了一生在戈壁守候莫高窟的道路。
作者：黄靖芳/南风窗记者 编辑：爱心志愿者
（接上文）
很长一段时间里，樊锦诗没有想明白考古报告应该怎么做，她毕业多年，但仍觉得没学透宿白先生的学问。编写考古报告的过程中，她经常向老师请教、询问，却没有得到老师的认可。
她发现莫高窟的考古不能照搬普通的调查方法。一般的野外调查工作，都用手工测绘，但莫高窟是一个个曲面的洞窟，壁面与壁面的连接处不平整，造型复杂，而且塑像之间不在同一个方位。传统的测量和记录方法很难把莫高窟洞内的情况记录详尽。
经过技术上的探索，樊锦诗改用了三维激光扫描仪，用当时先进的三维技术测绘出精准的数据，终于达到了考古报告所要求的准确度，也得到了宿白老师的认可。
中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
2011年，樊锦诗73岁，在敦煌守候了49年后，她和团队终于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一共780页。这是中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
考古报告既是一份科学的档案，也是敦煌人对后世的一份责任感，樊锦诗认为，“要用历史的态度看考古报告，它不仅是给今天读者的，也要流传后世。”
为了能长远地留下敦煌的影像，樊锦诗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想法。那时候，数字化还是很前沿的想法，人们只习惯用照片、档案的形式保存文物形象。但现实是文物在逐渐退化，拿出一百年前的莫高窟老相片与现在对比，已经发现发生了很大变化，壁画多年后可能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坏”。
9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开始与国外专家合作，在洞窟架设轨道进行移动拍摄，再进行图片的拼接，探索的道路逐渐走上了正轨，接近20年后，敦煌研究院才做成了高保真的数字档案。“数字敦煌”的构想，包括建成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这个像电影院一样的装置同时还平衡了庞大的游客数量带来的影响。
莫高窟的洞窟大多空间狭小，壁画使用的是泥土、麦草和木料等等材料，质地脆弱，日益增加的游客难免会改变的洞窟湿度和温度。游客如果能先到展示中心观看电影，既可以了解莫高窟历史，又能适当减少看洞窟的时间，这样的动线让接纳游客数量能增加到每天6000人次。
2016年，“数字敦煌”上线，这意味着可以将莫高窟人类文明的结晶“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樊锦诗说，这项工程，“是与时间赛跑，有抢救文物的意义。”
彩塑三位重建艺术复原成果
相依相偎的一生
常年与敦煌的大漠相伴，樊锦诗已经习惯了莫高窟偏远的生活，但在这里她不孤单，因为她还有一位相互依靠的伴侣——老彭。她形容自己和丈夫彭金章是“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两人是就读北大时期的同学。毕业分配时，彭金章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得知自己要去敦煌颇为犹豫，但那时候她想着，先去一段时间，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分别的时候，她没想到这个一隔就是19年。
樊锦诗在传记里回忆说：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似乎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
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开创的是新的学科事业，由他带头，武大从零开始，建立了考古专业及第一批教师队伍。忙碌的夫妻每个月都会通信，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说，不在一起的时候也会经常交流，“但我们说的都不是家庭琐事，主要谈的都是各自的工作。”
在樊锦诗的文字里，老彭是个可靠又细心的丈夫。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医院护士帮她往武汉发了加急电报。老彭带上了两个家庭准备的奶粉、衣服等各种东西，把所有行李从武昌挑到敦煌。10天的路程，担子里的鸡蛋，一个都没有碎。
1986年，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老彭决定离开武大，调到敦煌。莫高窟北区的石窟考古，是敦煌研究所成立以来想搞清而没有搞清的问题。彭金章主持了这项工作，他几乎筛遍了北区洞窟里每一寸土，发掘出了大批珍贵文物。
两个相互为考古事业贡献了一生的真挚之人相遇相守，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很简单，却又让人动容。可惜的是，2017年老彭生了重病，随后不治离世。这对樊锦诗的人生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她依赖老彭极深，并且对丈夫充满了感激，她常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樊锦诗与彭金章
老彭离开后的日子，她一直觉得他还在。有一次别人给她打电话，问你现在跟谁过啊，她说就我跟老彭，对方一下不说话了。
让人确信的是，大漠的日子里，樊锦诗愈加相信自己是必然要来到莫高窟的人。
樊锦诗在莫高窟待的时间越长，越想起她的同行前辈们。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他们很了不起，但是我们这个单位和他们不一样，是在戈壁沙漠中，大学生、留学生在这里坚守，这不一样。”
但樊锦诗坚持认为自己只是做了该做之事，“我相信事情是一棒接一棒地做。我做了我的这一段，现在能做一点是一点。” （全文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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