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七年：回顾与感恩（中）
爱心基金会 义工 胡传朔
不知不觉中回国已经七年半了。现在回想起来，2006年夏季回国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转折。不少朋友对我们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很关心，毕竟与许多海归创业的人不同，像我和太太翁永凯这样在50多岁就早早辞职回国做公益服务的情况很少。总的来说，回国这些年有过郁闷和挫折，更多的是学习和成长，虽然生活的舒适程度比不了美国，但能够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是很快乐的。发自内心由衷地感恩！感恩所有一直支持我们、信任我们的老友新朋！
回国之初
先说说永凯。2006年夏她回国后在国家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作为外聘专家，主要做农村妇女健康相关的工作。该中心下属国家人口计生委，当时每月给她发人民币4000元，据说是最高工资了，扣除300多元的个人所得税，也够我们俩生活了。那时觉得北京的房价、物价都很高，相对来说人们的工资却不高，不懂老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后来才知道国内的工资名堂很多，除了基本工资以外，还有一部分叫附加工资，包括职务工资、还有各种名目的补贴和福利等，这部分钱常常比基本工资要高很多。那时我父母家中帮忙打扫卫生做饭的阿姨，一个月也要赚两千多元。所以一件事情或一个数字，在国内可能有几个不同说法，不能光看表面。现在永凯仍然是挂在国家卫生和计生委下面的外聘专家，只是这几年不领薪水了；同时她还在负责爱心基金会的农村健康项目，以及为一些国内外的NGO组织帮忙，杂活儿特多，永凯的故事以后让她自己来写吧。
我的身份与功能
回国之初，我的计划是三分之一的时间去美新路公益基金会上班；三分之一的时间做爱心基金会的助学工作，剩下的时间照顾年迈的父母。当时在美国工作过的那家公司想留我，让我在北京继续为他们兼职工作，每周干一两天均可。但那时我觉得自己经济上完全没有问题，够生活了，就回绝了。之后的一两年，美国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着实让我胆战心惊了一把。我们的退休存款计划等都卡在美国不能动，那可是我们赖以回国生活的老本啊，最惨的时候几乎跌了30-40%，我咬着牙没敢跟永凯说，好在这两年又慢慢回升了。
2006年那时候还没有回国以做公益为职业的，我是作为永凯的随行家属办的入境签证。在永凯的外国专家证上，后面有一页“随行家属等情况”，贴着我的照片。所以我经常跟朋友们开玩笑，我回国来根本没有什么身份，只是永凯的一个“情况”而已。
由于我的义工身份（国内叫志愿者），也带来一些困扰。比如，我在国内至今没有一张信用卡。到银行申请，经典对话是这样的：“你做什么工作啊，每月收入多少？”“我是志愿者，目前还没有收入。”“啊？志愿者算个什么工作？没有收入还申请信用卡干嘛？”再比如，我们回国不久买了一辆车，因为北京的路况不好，我不想让永凯开车。但这车不让写在我名下，原因是我没有正经工作。在为外籍人士办车牌照的地方，办事人员商量再三，像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最后车主写的是翁永凯，我拿驾照开车，说白了就是司机。最好笑的是家人也常不理解。有时我妈想差我去办事，但我要去美新路上班，我妈就说，你那个班上不上都不要紧，反正又不挣钱……
综上，我觉得自己身兼多功能：对国家来说，咱是一个“情况”；对社会，咱是“志愿者”；对家庭，是“司机”加“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去。现在回头看，每年爱心基金会的工作总体上并没有占用我那么多时间，倒是在美新路公益基金的志愿服务比原来预想的任务要多。
被评为北京十大志愿者
回国七年多，经历了不少事，其中2008年我被评为北京十大志愿者的过程，倒真是一段从未有过的体验。说实话，我从来对评先进什么的没有兴趣。所谓的名是虚名，可能会影响别人怎么看你，但日子其实是自己过的，外界没有太多影响，有时反而添乱。事情的起因是美新路基金会的一个同事，出于提高美新路的知名度和倡导公益服务的考虑，认为美新路应该推一个人出去参选，最好是个有点儿故事的人，这样被选上的机会大一些。因为我是辞去美国的工作回国来参加志愿服务的，大家都来说服我参选，就这样硬着头皮被推上了阵。选上的人要参加一个颁奖晚会，还需要拍摄一段短片在晚会现场播放，整个过程中有一些花絮和感想跟大家分享。
– 录像：一句台词要说十几遍，从准备到录制完就要一两个小时。以前没有上过电视节目的录像，经历过才知道。一句简单的话要说多少遍还通不过，弄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因为拖累十几个人的拍摄团队要陪着一起反复练。
– 摆拍：另外一件感触很深的事就是“摆拍”，往往导演要求表达一个意思，拍出来却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例如导演需要一个乡村学生表示感激的镜头，但我们真的不是因为或寻求学生的感激才做的。在拍摄中，导演一遍遍启发学生，一遍遍教我应该如何表演，那真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过程。此外，对于与编导、导演就为什么做义工、助学和志愿服务的意义的观念沟通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往往经过半天的沟通以为达成共识了，但一到具体台词或剧本就会发现理解的不同了。整个拍摄过程大约经历了一个月左右，直到结束时才觉得我们能够基本互相理解了。想想中央电视台记者李静、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导演王炳燃、摄影曾光、张一等都是很有思想、很有深度的专业人士，尚要这么长时间的沟通，那如何才能够让普通百姓理解公益服务、理解我们这些志愿者呢？
– 由北京志愿者变为奥运志愿者：当时2008年初选的是2007年北京十大志愿者，后来可能因为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不知怎么的就变成选北京十大奥运志愿者了。官方的解释是，只要在北京做志愿服务就是为奥运会做贡献，就是奥运志愿者。大约历时一个月拍摄出十几个小时的片子，剪出10分钟，后来压缩成5分钟，最后因为要突出奥运会，就完全删掉了。感觉短片一次次送审，都是要根据某个领导的意思做改动，下面的人多少辛苦劳动，领导一句话就没有了。
临近颁奖晚会时得知有重要领导参加，除去彩排外还要统计参加人数。由于这是我花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参与的一件事，仅仅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太太永凯也能够参加晚会看看最后的结果，但却被主办方告知不行，原因是太太的政审（注：政治审查）未必能通过。我觉得有被侮辱的感觉，当即说，如果永凯政审不能通过，我自认为政审也不够格，所以我只好放弃参加。主办方立马急了，说你是必须要参加的，但你太太是否能参加需要请示领导。我说不让永凯参加我一定不参加。从这件事也能够感受到，像我这种不听领导约束的志愿者挺让人闹心的；另外觉得国内办事不够人性化，丈夫获奖理应邀请妻子参加，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安排。后来我想主办方是出于希望这十个获奖人都能够出席的考虑才同意让步了。但在最后一次彩排时，听到那震耳欲聋的音乐效果，至少那不是一个让我可以享受的氛围，我真怕永凯来了偏头痛发作，就主动说太太不来参加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