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现状与面临的难题

乡村医生现状与面临的难题

编者按:在农业社会,乡村医生曾是全村羡慕的职业。但如今,徘徊在医疗体制边缘外的村医已经吸引不了年轻一代。一个村医要照顾承担全村的医疗与照护,庞大的工作量让许多人无法承受,选择离乡务工。近5年,村医数量正以平均每年5万的速度锐减。有人觉得村医没地位,收入低没前途,后继无人的现状令人忧心。


作者: 邱慧   中国慈善家杂志   編輯:愛心志願者

 

骑马村医 

 

李玉忠是半路出家的乡村医生,十多年来,村子只有他这一位乡村医生照看这里2741人的健康问题。20世纪80年代,李玉忠初中毕业回到村里。父母瘫痪,姐姐是残疾人。当时李玉忠最常做的事就是去村卫生室,叫上年轻的女村医来给家人看病。后来村民投票选他当村长,负责村子里的大小事务。怕耽误家人看病,于是他开始自学医学知识。2005年他去州里的卫生局学习一年、实习半年后回乡时,村里唯一的村医辞职进城,36岁的李玉忠便接替了她的工作。

村医要做的事情很多,打针、输液、处理打架村民的伤口……上了年纪的老人来不了卫生室,还得上门出诊。碧播村紧邻中越边境,四周环山,寨子间相隔较远,有的不通路。想到村民家,李玉忠得背着药箱翻过山头。山路崎岖,七八公里的路得走上两个多小时。

早些年,村子没通电,药箱里的疫苗得不到低温保存,只能靠路上加速节省时间。村里的老人见他翻山越岭不容易,建议他买匹马代步。买马是笔大花销。小马驹4600元,接近李玉忠当时月工资的40倍,他找外出务工的朋友借钱买了一匹。久而久之,寨子里的村民听到悠悠的马蹄声也能猜出个大概——李医生骑着马来了。再后来,村子里的人都称呼他“骑马医生”。

李玉忠和他的马

 

身份难题 

 

村医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只要寨子里来了电话就得出发。为了能接到电话,李玉忠拿出存款买了部手机,整夜开机。有一次凌晨一点,手机响了,哈尼族寨子里的一位村民病了。他背着药箱走了一个多小时,去给病人打针。路上花了将近3个小时,一针才收费3元。 钱不多,但心里满足。

李玉忠记得刚当乡村医生的头两年,只要有病人打电话,自己就很激动。那是一种被认可、被需要的感觉。当村医的第三年,最远的寨子打来电话,一位产妇要生了。李玉忠没接生过,只能求助乡卫生院院长,通过电话指导,帮产妇顺利产下一名男婴。李玉忠行医经历丰富,但他也说不清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医生,只是以“赤脚医生”自我打趣——这是“乡村医生”的前身。

上世纪60年代,为解决医疗资源匮乏问题,鼓励医疗资源下乡,为乡村提供基础医疗体系。由于医学专业人才稀缺,只能培训一批粗通医术的人应急。李玉忠说,当了十几年“没有名分”的村医,他从没后悔过。当村医的第一个月,他领了30元的工资,同乡出去打工的兄弟一个月能挣180元。妻子劝他也出去闯闯,他不干,他对治病救人有着“解释不清”的热情。

当上村医后,李玉忠读了医学中专。碰上公益机构开展的乡村医生培训,他也想办法报名参加。但他心里清楚,自己仍不是正规军。在全国,像李玉忠这样的乡村医生有79.2万名。他们身着白大褂行医,承担着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工作。这些“李玉忠们”是游离于医疗体制之外、“半农半医”的农业医疗从业人员。

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乡村医生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提到,村医中70%左右为中专文凭,过半村医没有任何职称。“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驻点队员队长郭帅跟村医打交道4年,走访过200多名村医。他发现,近几年考资格证书的村医越来越多,但多在取得资格证书后就离开乡村,转至乡卫生院或县级医院工作,村里留下的多是平均年龄超过45岁的村医。

郭帅说,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医面临无编制、无社保、退休后还是农民待遇的窘境。调查数据显示,仅26%的村医有养老保险,每月养老金额在100元~500元的占43.76%。还有19.82%的村医每月养老金额在100元以下。

去往村民家的路都是泥泞

 

” 消失的村医 

 

今年25岁的钟丽萍是云南澜沧酒井乡岩因村的村医。2012年起,多地推行每一千名农村户籍人口配备一名乡村医生。岩因村1868人,需配备两名医生。外地人不愿意来,原在县城上班的她回到村卫生室担任村医。在村里,学过医同时还懂少数民族语言的年轻人只有钟丽萍一个。8个寨子里150余位老人一季度得上门随访一次。6位精神障碍人士、5位糖尿病患者、131位高血压患者,至少每月上门查看一次。

钟丽萍说,村医不仅要给村民问诊,还负责全村的公共卫生。2016年,国家发文,提出2020年力争实现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签约医生,每个居民有一份电子化的健康档案。落实到乡村,就意味着村里的幼儿健康管理、孕妇建档、村民慢性病管理等工作都需要由村医统一收集信息,做好信息录入工作,并定期去乡里、县里汇报。钟丽萍坦言,开会、做表之类的行政工作占据了村医一半以上的工作精力。卫生室七点半开门,但村民不到七点就会敲响卫生室的大门。最多的时候一天30个患者轮番候诊。“哪儿还有时间深造。”钟丽萍叹了口气。

钟丽萍所在的乡村卫生室

 

 后继无人

 

《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近5年,村医数量在以平均每年5万的速度锐减。 李玉忠也发愁:等到自己退了休,谁来接替他的工作?郭帅认为,若不明确村医的身份问题、提高收入,这个行业很难注入新的血液。目前乡村医生收入来源包括三部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诊疗费以及药品零差价销售后的基本药品补助。三部分都算上,钟丽萍能拿到3000元左右,偶尔遇上“上级”发不出工资时,一月一发的工资自动改成了两个月一发。

看着同学都去了城市,钟丽萍也在犹豫要不要进城务工。但她也纠结,村里不通汉语的老人因沟通问题难以外出就医,多是选择在村里卫生室就诊。逢到自己有事外出,卫生室关了门,老人们就忍着,等她回来了再看。“如果我走了,这里更没有人来了。” 钟丽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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