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破坏的珍宝，她用一辈子来守护（上）
编辑按：莫高窟也被称为千佛洞，里面藏着大量的精美壁画和塑像。莫高窟周围，围绕着一代代的工作者：修文物的人、讲解员、技术人员等。在他们到来前，莫高窟不过是一片沙土堆积的断壁残垣和危险楼阁。樊锦诗，被称为“敦煌的女儿”，是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出于极端的热爱和使命感，边做边摸索，她也走上了一生在戈壁守候莫高窟的道路。
作者：黄靖芳/南风窗记者 编辑：爱心志愿者
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下，莫高窟南区准备启动加固工程，正需要一些专业的考古学生协助发掘。对年轻的考古系学生来说，莫高窟是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的艺术宝库，人人心向往之。
当时24岁的北大考古专业学生樊锦诗，被选中前去实习。初次进入洞窟，温度比室外还要低得多，樊锦诗看着洞窟里色彩斑斓的壁画，把寒冷忘记了。从北魏到隋唐，从女娲到飞天，满天的壁画犹如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眼前展开。
1964年，樊锦诗（左一）在敦煌工作
上海长大的樊锦诗来到敦煌，虽然满心欢喜，但也遇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实习结束后，当她被正式分配到敦煌工作后，但父亲担心她的身体，写信给学校领导希望改派分配。
樊锦诗偷偷拦下了这封信，她不希望搬出父亲来说情，她接受了分配决定。孤寂辽远的莫高窟长期被风沙包裹。在毕业后的55年时间里，樊锦诗远离了繁华又喧嚣的都市，在大漠里成就自己的事业。
用笨方法来传承
莫高窟也被称为千佛洞，洞窟的分布高低错落，里面藏着大量的精美壁画和塑像。公元366年，一名僧人路经鸣沙山，看到这里有金光闪耀，于是在岩壁上凿下了第一个洞窟。
多年之后，丝绸路上来来往往的商人、官员、百姓、财主、士绅为了积功行德，都纷纷来开凿佛洞、塑佛像、画壁画，一个个洞窟营造起来，从无到有，千年的时间里，让这片断崖成为了万佛之国。
常年的风沙洗礼，带给了莫高窟独特的历史面貌，也塑造了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常书鸿是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他来到敦煌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并开始修建保护窟区的土围墙。但是，敦煌没有土，只有沙，他在商贩那里学到方法，“用含碱量大的水混合沙土，使劲夯，就能筑成墙”。有了这堵两米高的土墙，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就这么笨拙但仔细地展开了。融合了中国和西域的佛教文化艺术的宝库莫高窟，被如此冷落在荒凉的境遇里。
敦煌莫高窟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常书鸿不断给远方的友人和学生写信，希望他们亲自推荐和招聘愿意来敦煌的年轻人。一批年轻的艺术家来到了敦煌，他们当中很多人原来是常书鸿的学生。后来，也有“门外汉”来到。
少年的樊锦诗在洞窟里碰到了工匠李云鹤。李云鹤是一名山东青州的农民，带着几个伙伴准备到新疆种棉花去，路过敦煌，想到莫高窟拜拜菩萨，结果遇到了常书鸿。常书鸿一再劝说，把他留了下来。
李云鹤干活勤恳，他原本以为在莫高窟的工作是一些体力活——把洞窟里的积沙扫出来，堆到窟崖下面，再用车拉走；这些工作他干起来很勤快，但当时的所长常书鸿打算交给他专业的修复保护工作。
年久失修的莫高窟壁画表面，出现了起甲、空鼓等现象。起甲是壁画上出现了像鱼鳞一样的龟裂，空鼓则是因壁画和墙面之间存在空气，敲起来有咚咚的声音，两者都算是“病害”。
外国的专家为此专门来过莫高窟，在现场演示了一种“打针修复法”，能使起翘的壁画变得平整，很适合壁画的修复。李云鹤在旁边观察得很认真，专家走后，他试着用牙膏状的材料与水混合搅拌，制成黏接剂，再用针管顺着起甲壁画的边缘沿缝隙滴入、渗透进去，等到壁画表面水分变干，他再用纱布包着棉球轻轻按压，确保粘贴得牢固。
当时，国内对莫高窟这样的洞窟进行壁画修复的科学方法，仍是一大片空白，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做。是李云鹤在往后的数十年里边摸索边改进：针管太粗了，他换成气囊；纱布有纹路，他改成了纺绸，在这样的探索下，李云鹤逐渐成为了著名的壁画修复专家，成为中国文物修复界的泰斗。
樊锦诗在自传里感慨地说，“敦煌文物保护工作就是这样，没有现成的经验，必须边干边摸索”。出于极端的热爱和使命感、宿命感，樊锦诗沿袭了这样的心性和精神，她也跟着走上了保护莫高窟的道路。
纪录片《敦煌师父》截图
为了留下莫高窟
樊锦诗最初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她的老师——中国考古界的泰斗、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对她寄予了一个希望：完成莫高窟的考古报告。
古代的文物遗迹历经久远，虽然在现代文明的发掘保护下，它们能延长寿命，但很难阻挡其退化的趋势，莫高窟也不例外。“即使有一天石窟不在了，人们也可以根据考古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对石窟进行精准复原”，这是考古学界人士对莫高窟考古报告设立的祈愿。
在另一部名为《敦煌师父》的纪录片里，记录了敦煌研究院里的师父和徒弟们的故事。其中一集的主角是浙江大学的考古学硕士张小杨，她是考古研究所的新一代年轻人。工作里，她被分配到完成第254窟考古报告的任务。
这个任务难倒了她。考古报告需要对洞窟整体结构和所有壁画细节进行详细记录，254窟是莫高窟开凿时间较早的洞窟之一，壁画存在着烟熏、脱落、破损的问题，很多地方模糊难辨，何况，“一千个形态不同的佛菩萨，就要经过一千次辨识、考证与记录。”壁画烙下了多种文明交汇融合的风格，需要记录者耐心地了解和厘清背后的历史意义。
单是一个洞窟的考古报告的困难程度是如此，整个莫高窟考古状况的难度可想而知。（未完待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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