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在红旗下的50后老外(下)

长在红旗下的50后老外(下)

编者按:上期爱心专栏,我们分享了阳和平的故事。他是国际友人、 美籍农业专家阳早与寒春的长子,1952年出生在北京(宋庆龄亲自为他取名),长在西安国营草滩农场,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对新中国的历史也有深刻的研究。2005年,阳和平回到中国定居,如今,在对外经贸大学教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这个已过花甲之年的洋孩子来说,这片他出生、成长的土地,还有太多未知需要探索。


作者:彭丹  来源:文汇报

(接上期)

在美国,阳和平不仅思念着父母,也思念在光华木材厂一起工作的工人。他先后在农场、修理厂、汽车厂工作,从来只知道“铁饭碗”的他第一次被人解雇时,觉得“天都塌了”,后来失业多了就“变油了”:“失业嘛就是逼你放假罢了。”

工作得多了,阳和平发现美国的劳资关系是“相互敌对”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就跟“猫和老鼠”一样:一个挥着胡萝卜和大棒刺激人劳动,一个想方设法偷懒作秀——“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此时的他分外怀念在中国当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集体荣誉感:“真正的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对自己创造出来东西的感情。”

为寄托对中国“故乡”的思念,阳和平特地买了一台收音机,就为了在晚上最安静时,隐隐约约听一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播报时间”。

阳和平

 

1977年,阳和平回了趟中国,还特意到光华木材厂给工友们讲自己的经历,既讲了美国发达的农业机械、高速公路等等,也讲了工人如何得看老板脸色、劳动时装模作样、磨洋工等等,全然没有社会主义体制下工人的勤劳。

遗憾的是,他的工友们完全体会不到阳和平对失业的担忧、焦虑,也无法想象90%以上的劳动力都不从事农业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对于美国发达的农业、各种新兴科技和包容多元的社会,阳和平也很欣赏。但几乎每次在中国呆的时间一长,再回到美国的时候,一种“局外人”的感觉仍油然而生。看着美国街头熙熙攘攘的行人,“那感觉就像看电影一样,我不过是个荧幕外的观众而已”。

中国人常说“落叶归根”,这“根”或许不取决于种族肤色,而取决于润物无声的文化和从小生长的土地。

 

走出信仰的危机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阳早和寒春也早已调到北京工作。虽然年华渐暮,他们仍坚持在劳动一线工作,一心一意琢磨怎么养好奶牛。

在小王庄农场工作时,阳早和寒春每天早上都要去牛场巡视。就连在病重卧床的前一年,阳早每天早上还要到牛场转悠一圈,看看牛的情况和牛奶产量,一个多小时后才回到家里吃早饭。

小王庄牛场的兽医金庆怀则记得,寒春80多岁了还常常下地干活。“老寒早上起来就去地里拔草——有一种麻,掺在饲料里牛就不爱吃,她就去拔草,经常一上午累得脸都通红。”

在大洋的另一端,阳和平经历了一场思想上的挣扎。他从小在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下长大,也读了好几本马列主义的原著,20岁出头的时候,自信满满的他跑到美国,却一下子被“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冲击得晕头转向”,阳和平一度“陷入信仰危机的深渊,处于极度痛苦之中”。

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价值观在他的脑子里打架,回到中国后他跟父母争论各种问题,被阳早调侃为“小资产阶级革命者”。

阳和平记得,父母从来都不会把道理强加给自己,而是任由自己往真理深处挖掘。跟自己的科学家母亲一样,阳和平身上有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倔劲儿。

1981年阳和平开始勤工俭学,到美国大学里念起了经济学。在申请理由一栏上,他填的是“懂得计划经济是怎么一回事”。1987年毕业后他在中国呆了一段时间,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不能解释,于是又回到美国,一边攻读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博士,一边观察和思考社会的现实。

1997年,阳和平的博士毕业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研究》通过了答辩,或许是借助资本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反观,阳和平最终回归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正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在观念上他也跟父母靠得更近了。

1979年,27岁的阳和平到北京光华木材场看望师傅们

 

2007年,阳和平越来越感到在美国不过是“混日子”,没有能沟通思想的人,再加之父亲阳早2003年过世后,母亲寒春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他便回到了中国定居。

“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要搞清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谜题,研究这一问题的最好地点还是在这儿。”阳和平用拳头敲了下桌子,“所以我去上大学就为搞懂这个,回来还为这个!”

来中国这么多年,很多人都问他为什么不买辆车,可他觉得那没有必要,因为在北京地铁、出租车都很方便。“有些人看到别人有车也要跑去买,纯粹为了攀比的人真没意思。”

2003年和2010年,阳早和寒春先后因病在北京去世。他们的子女把两人的骨灰撒在了陕北和内蒙古交界处鄂托克前旗的广袤草原上——那里的三边牧场曾是两人为中国农牧事业奋斗的第一片热土。

阳早、寒春虽然逝去,但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已渗入到后辈们的脑海里,孕育着他们的精神河床。阳和平记得,自己在美国的信用卡公司工作期间十分无聊,因为感觉不到任何社会价值,只是为了牟利“制造一大堆卡片垃圾”。因为两位老人,他的外甥女甚至也懂得了要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业,而不是光为了钱奋斗。

“真正想获得解放,就要懂得自己想干什么。现在很多人都被世俗的成功标准所裹挟,加入到炫耀、攀比的行列中,甚至都不懂得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样的人其实内心是不自由的、空虚的。”阳和平说道。

他认为自己的父母从不追求当“人上人”,也不活在别人的目光里。或许在有些人看来他们的行为难以理解,但他们却能借养牛这一兴趣践行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把自己的爱好和人民的需要融为一体,因而是最幸福的人。我敬佩他们的一生”。(全文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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