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众生谋幸福的黑人中医（下）
编者按：迪亚拉，一个家境优渥、成绩优异的非洲马里黑人，在1984年来中国求学，从西医转学中医。他花11年读下了中医的本硕博学位，成为世界上首位外籍中医博士。他做过无国界医生，服务云南乡村的麻风病人、艾滋病人，又自发做了十年的乡村医生培训，累计培训了三千多名乡村医生。这39年，他几乎走遍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每一个村庄。作为医生，他到过1998年长江洪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救灾现场，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抗洪的长江大堤上。每次他到红河州的那些缺医少药的村子，找他看病的人会排成长队，他从早到晚坐诊为病人看病，来者不拒。这是迪亚拉医生的故事。
摘自：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编辑：爱心志愿者
（接上期）
对人善良单纯，对事一丝不苟
迪亚拉医生性格中有完全相反的两面。同学李勇记得，大学期间的迪亚拉善良单纯，“对于中国的一些人情世故和社会阴暗面不了解”，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帮别人，也曾被人赖上，被骗吃骗喝，“吃了亏他也不知道，我和他讲了他才明白。”
另一方面，迪亚拉的农民朋友郭永建形容他是“工作狂”，有时候下乡回不到宾馆了，迪亚拉会搭帐篷睡在野外，随便吃点方便面。参加过培训的乡村医生对迪亚拉的印象是，非常守时。迪亚拉发现话费收费不合理，都会和通信公司打电话，把费用明细搞清。他们刚认识时，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迪亚拉看到下面有人抬着没开锁的自行车走，就要下车去抓小偷。
做乡村医生培训时，迪亚拉筹款，包揽了所有村医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提供工作服、药品和书籍，他怕不提供路费人家不肯来。学员是要靠地方政府组织参与的。培训采取封闭式管理，课程安排很满，每周都要考试，不及格还要补考，学生压力很大。学员整体基础差，很多不会说汉话，有的连字也认不全。有的学员已经做了10年村医，但是在迪亚拉的培训上，才从“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教学中，了解了人体结构原来是这么复杂。
迪亚拉在朋友郭永建生活的村子
在云南，迪亚拉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一同出去吃饭，最多只能点与人数相等的菜加一个汤。他也会站在餐厅里监督学员不要倒掉剩饭。即使是现在，他的眼睛总会注意到人走了却还没熄灭的灯。曾有人议论，这是因为迪亚拉是非洲来的，没过过好日子。实际上，迪亚拉说，在马里，1970年他们家就拥有一辆路虎汽车。郭永建这样理解他对节约的追求，“把钱省下来，用在该用的地方，使每一分钱都没罪过。”
有一次，他们俩花了一头牛的价钱请人吃饭，客人没吃几口就走了，他们和服务员打招呼，说不要倒掉饭菜，他们从前门送走客人，又从后门偷偷回去，把饭菜打包，带回去给乡村医生培训班的厨师和学员。妻子杨梅觉得他把耐心更多给了病人、学生，在乡村医生培训班上。很多学员印象最深刻的瞬间，是有一天，迪亚拉先作势要批评他们，让几个人站到台前，最后端来生日蛋糕，给他们一个惊喜。不少学员哭了。乡村医生马财宝说，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过生日。
乡村医生培训班上，迪亚拉组织给当月生日的学生集体庆祝
迪亚拉不喜欢拿世俗的标准和人比。结婚时，他找了很多人力三轮车，铺上红布、装扮得很漂亮去接亲。“别人都是豪车，豪车有什么意义？我们要和别人不一样。”做乡村医生培训的几年，他们从成都搬到云南省蒙自市，当时那里的街道上只有一个红绿灯。他们在那度过了经济最困难的几年。杨梅说，一度吃饭的钱都紧张。
迪亚拉和杨梅有两个孩子。儿子两岁时就随父母去了蒙自。在幼儿园，儿子总是哭着不想上学，后来杨梅才知道，因为肤色，他在学校受到了同学区别对待。但儿子不会表达，总是哭。女儿读幼儿园时，被同学说过“皮肤黑”，还有同学家长说她，“在妈妈肚子里就被太阳晒黑了”。杨梅觉得难过，给孩子讲，“所有皮肤的人都是上帝造的。”后来，他们只能把孩子送去昆明读国际小学。女儿读书时，要拿一万多元的学费，他们拿不出，迪亚拉找了一些翻译的活赚钱，每晚坐在桌前翻译到很晚。
郭永建说，迪亚拉在乡村面对病人的时候，活泼、幽默，爱开玩笑，但面对大人物——包括国家领导人和著名电视主持人，却总是像个腼腆的小姑娘。为了做公益，他要四处找钱，维系各种社会关系。他有时候会和自己帮助的人说，“你们是小乞丐，我是大乞丐。”
迪亚拉医生为村民问诊
虽然分属不同大陆，但马里和红河的纬度接近，常见的动植物相似。哈尼族有种传统食物叫哈尼豆丝，制作方法、味道和马里人的一种食物几乎一模一样。看到这些的时候，迪亚拉会想到家乡。杨梅只随丈夫回过一次马里。但因只是短暂停留，且语言不通，和当地人的交流维持在表面。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城市临近尼日尔河，她吃到了好吃的罗非鱼。在那里，她才明白迪亚拉为什么不喜欢把肉切成肉丝、肉片的川菜做法，因为在马里，人们吃肉都是大块大块的。
“迪亚拉”只是Diarra Boubacar 20岁时才有的名字，他的母语是法语，也会英语、西班牙语。1984年，中国的留学生接待人员听了他的名字后，写下这个音译名，从此这成为他在所有场合的中文名。云南红河的乡村医生们熟悉“迪亚拉医生”的故事，但对那个叫Diarra Boubacar的人，那个有一千多万人口、盛产黄金和芒果的西非小国，他们知之甚少。1985年，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勇第一次见到他，他着一身华贵的马里传统服饰，给李勇留下深刻印象。2012年，迪亚拉因获得第七届中华慈善奖，被邀请至中南海，工作人员通知他要“穿正装”。“我说什么是正装？我觉得正装应该一是有民族特色的，二是很有意义的东西。”最后，迪亚拉穿着云南少数民族村民给他做的马褂，出现在中南海。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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