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号大街与一个农民工的30年
编者按：农民工，在中国大地上，就像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一样常见。其中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城的第一代打工者，目睹和追赶了中国经济发展最快速的30年，他们的命运跟整个国家的大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正是他们的艰辛付出和牺牲，换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变。今天，我们就去认识其中的一位——苏永禾。
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 编辑：爱心志愿者
杭州市东头的下沙区，有一片棚户区，叫24号大街。那是周围工地的衍生品：用废弃木材钉起来的桌椅，用绷紧的油布作屋顶和墙壁。出没在这里的都是来自施工区的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家属。
有一位叫潘志琪的教师，用镜头跟着一对农民工在这里生活了三年。离开几年后他又回到了24号大街，并以这条街的名字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试图用影像呈现一位农民工三十多年的生活和奇遇。这位农民工就是苏永禾。
惬意泡澡的苏永禾
一只澡盆
潘志琪注意到苏永禾时，他正光着膀子在街上搭棚，叼着一支快烧到屁股上的烟，打算开一家快餐店。他方脸，背微驼，常戴一顶藏蓝色的鸭舌帽，皱纹、胡须和耷拉的嘴角让他看起来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苏永禾有一只一米来长的红色澡盆，颜色已泛白。天气热的时候他就去拧开路边的消防栓，接满水躺在里面泡澡，点一支烟，眯着眼睛惬意地说：“这个盆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每天泡个澡，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012年上半年，24号大街要被拆除。好几个夜晚棚户区的人们都茫然不知所往，抱着小孩的女人想要连夜把冰箱运走，小卖铺的烟已断货好几天，苏永禾没那么慌张，躺在椅子上说，“干一天是一天。”
但苏永禾还是把东西往三轮车上一装，来到棚户区外十里之外的一片空地上落下脚。他从杂草丛中辟出一块地，用毛竹搭起棚屋，这个曾经做过小学代课老师的农民工想在这里继续开餐馆。开张的第一天，杭州下了雪，还没炒的菜整整齐齐码在木板上迎接客人。苏永禾在屋里玩扑克，一张接一张地摆下去。这一天，店里的营业额是11.5元。
很快城管就来了，让苏永禾20天后搬走。他骂骂咧咧蹦出几句脏话，爬到一个小土堆上低着头踱来踱去，像在找什么东西。他说，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有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啊？
2013年，他们离开前往苏州。潘志琪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两个女人
一年后，潘志琪才通过苏永禾的儿子联系上他。这时的他已年近70，坚硬的头发和胡子开始发白。在无锡，他和陈琴妹（非婚妻子）的生活安定下来了，不再漂泊。他们进工厂打工，每个月能攒1600多块钱。苏永禾说，家里的祖坟因为修高速公路要迁移，也许老屋也要拆迁，他想回家。
如果苏永禾回去，他将面临他年轻时逃避的生活——长辈作主娶进门的妻子黄稻芬和三个孩子。
2014年底，潘志琪跟着苏永禾回到了贵州安顺老家。农田还在，但开发的挖掘机已开进来了，声音跟24号大街上的机器差不多。他们先到陈琴妹家，陈琴妹的父亲在和苏永禾喝酒时责问他：“你们这样生活多少年了？”“三十几年。”苏永禾有点喝醉的样子，坐在床沿上，身体晃来晃去像个钟摆。“你看看，这么些年了还是一无所有。”“对不起啊。”他又在床边晃，然后转头对沉默的陈琴妹说：“跟我走。”
最后，他还是一个人回家了，妻子黄稻芬不同意苏永禾把陈琴妹带回家。黄稻芬是个更“传统”的女性，发髻挽在脑后，在家洗衣、做饭、打扫庭院，养育着子女以及子女的下一代。苏永禾和大女儿在吃饭时争吵起来：“你这是要赶你爸爸滚，这里是我的衣胞之地，是我父母生我的地方！”“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妈妈一个人把我们养大，你根本什么都没做……”“你晓不晓得，‘子不教父之过’，都是你的错。我在成长学知识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帮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吗？”大女儿一股脑儿地问出来，黄稻芬拦不住。大女儿在门外哭起来，“你很虚伪，养不成你就明讲我不会怪你，说什么‘我在外面只想好好供你们读书’。骗子，你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他们频繁地争吵，但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他们的问题，是很多农民工身上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因为两地分居而面临的婚姻和子女教育的问题等。
苏永禾与陈琴妹
理想主义
在家待了几天后，苏永禾又走了。“她们逼我走的。”苏永禾说。
他回到无锡，住到了郊区，租住的屋子原是一家洗发店。他既无法在城市中立足，也无法完全退回到乡村里去。
有一年回家的时候，苏永禾想在家开个养殖场，“不想在外面漂了，想回来发展点事业，孩子大了，自己也老了。”他去镇政府咨询畜产农户补助费，但因为条件不具备不了了之。
每换一个住处，苏永禾都要在附近辟一块地种菜，作为“农村生活的保留”，或许是土地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吧。有时候喝了酒，苏永禾会拿出几张他三十多年打工时跟工友的合影看一看，“一生当中就剩这么点东西了。”
“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潘志琪说，苏永禾总觉得事情会解决，就像他的两个女人一样。去年冬天，潘志琪去看他们，屋子地上铺了草皮，这是绿化工程替换下来的，红色澡盆新买了一只，塞在房梁上，装着自己种的豆角。
苏永禾打算为陈琴妹在老家买一处房子，借钱装修，等中风的陈琴妹能够自理了，自己还是去外面打工，这样每年能够省下三万块钱寄回去。潘志琪问他为什么不和她一起回去？苏反问他，你让我回去吃土吗？
苏永禾再次回到24号大街是2016年的春天，来看他的小儿子。他下错了站，站在十字路口仰着脖子在楼群间努力辨认，发现这里已变了模样。
像苏永禾这样的农民工，有千千万万，他们压缩生存成本，以寻求发展。竭尽全力，却终究未能发展起来，但他们依然心存希望，坚强地活着。
24号大街纪录片拍摄者潘志琪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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