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众生谋幸福的黑人中医(上)

为众生谋幸福的黑人中医(上)

编者按:迪亚拉,一个家境优渥、成绩优异的非洲马里黑人,在1984年来中国求学,从西医转学中医。他花11年读下了中医的本硕博学位,成为世界上首位外籍中医博士。他做过无国界医生,服务云南乡村的麻风病人、艾滋病人,又自发做了十年的乡村医生培训,累计培训了三千多名乡村医生。这39年,他几乎走遍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每一个村庄。作为医生,他到过1998年长江洪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救灾现场,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抗洪的长江大堤上。每次他到红河州的那些缺医少药的村子,找他看病的人会排成长队,他从早到晚坐诊为病人看病,来者不拒。这是迪亚拉医生的故事。


摘自: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编辑:爱心志愿者

 

相信缘分与直觉的地球村村医

 

迪亚拉是一位双手能够同时号脉的黑人中医,针灸、火罐、推拿样样都行。他不仅在广州学习了“岭南派”,又在四川学习了“峨眉派”,还能背诵《黄帝内经》,对中国传承千年的针灸之术毫不陌生。

1997年,当在四川读中医博士的迪亚拉爱上四川姑娘杨梅、想和她结婚时,杨梅父母非常反对。在当时,人们对迪亚拉的祖国马里共和国的了解,远不及他对中国的熟悉。如今,迪亚拉熟悉的方言比很多中国人都多,包括北京话、粤语、四川话、云南话,一些哈尼语和藏语。

2004年8月,红河卫校实验室,迪亚拉和参加培训的乡村医生们在一起

 

迪亚拉生于医生世家,从小就住在父亲做院长的医院院子里,经常旁观父亲看病。他很早就从父亲那里熟悉了希波拉底誓言,“无论至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他明白从医要“爱他人如爱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体会病人身上那些伤痛”。迪亚拉说医生服务的是“众生”,不是中国人或马里人,他形容自己是“地球村的村医”,作为一个医生,最重要的就是治好眼前的病人,无论对方来自哪里。

关于人生中的一些重大转折,很多时候迪亚拉会用“缘分”或“直觉”来解释。例如,起初他有去前苏联的留学机会,后来赶上了来中国学医的项目,所以来了中国;到中国之初,他在北京学习普外科,但他觉得普外科当时给留学生设置的课程太简单——他是以全省第一从马里的医学院毕业的——于是转学中医。

很小的时候,他就见过中国医疗队在父亲的医院给病人针灸;做无国界医生,是失业时恰好在路上碰到老同学,同学正在为无国界医生项目寻找医疗官;做乡村医生培训,是因为做无国界医生时发现一些乡村医生基础太差,他觉得必须做;而后来救助的许多病人,则是因为一些和他保持联系的学生们的引荐。迪亚拉认为他做这些并非有意为之,只是“一件事引发另外一件事”,“刚好见到了”。

迪亚拉医生为病人号脉

 

迪亚拉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本科时,班上还有几个外国人,但学中医需要读医古文,没多久,其他人就走了,只有一位同学坚持到毕业,但没再读中医硕士。迪亚拉硕士毕业时,马里的教育部门不愿意再资助他读书,认为他该回国工作,他却觉得自己还没学透,靠着家里的接济、在医院值夜班赚来的加班费自费读了下来。他没和家里人说过教育部门停止资助的事,最困难的时候,全身上下只剩下五块钱,连饭也吃不上。这时候,马里突然打给他一笔过去的奖学金“欠款”,他幸运渡过了难关。

他刚工作时,见他是外国人,没有一个病人找他看病,隔壁诊室却排着长龙。第四天,他终于有了第一个病人,病人从他的诊室跑出来质问前台:“我不是挂的中医吗,怎么是个黑黢黢的人?”迪亚拉挽留她:没有效果,我不收一分钱。后来,他的病人越来越多。但迪亚拉在工作上又面临另一个问题,病人多,奖金却少。有一次,他拿到的奖金只有另一位同事的四十分之一。院长多次来找他谈话,说是因为他给病人开药太少。第三次院长来找他,迪亚拉辞职了。开病人不需要的药,违背他的价值观。

迪亚拉医生对经络针灸毫不陌生

 

潜移默化协助村民改变积习

 

迪亚拉通过无国界医生项目进入云南乡村。待了十几年,很多的边界在这里渐渐消弭。2000年初,云南乡村经济条件差,西药和医疗器械匮乏,迪亚拉带着人就地找草药,教当地人用中医就地取材来治病。他搜寻几百种草药,可治疗七十多种常见疾病,这些经验被他编成了小册子。在乡村医生培训班,他更多地教基础的西医知识,从人体构造讲起,教医生们外伤缝合、打针,降低输液率。不少人问他,中国人的体质和马里人有什么不同吗?他总说,人类的身体都是一样的,只是环境不同,随环境产生了不同特征。

迪亚拉医生的挑战之一,就是要与村民顽强的习惯习俗斗争。在一个村子,居民世代住在只有狭小窗户的黑暗房间,人畜共处,极不卫生。但长期习惯很难改变,当地政府请迪亚拉来帮忙劝说。2000年初,迪亚拉医生来到云南的麻风病村时,这些村子已与外界隔绝二十多年。即使做伤口清理时,迪亚拉也从不戴口罩、手套,怕刺痛麻风病人本就敏感的神经,加重当地对麻风病人的歧视。他曾见过一个患有艾滋病的男孩被关在猪圈里。他们和防疫站站长做了思想工作,最终把男孩背了出来。迪亚拉以这个故事为原型,排演了一部话剧,请当地的艾滋病感染者做演员,在广场上演出。

另一个地方,村民靠山泉水生活。在水源处,牛和人共饮一处水,水里有牛粪,涨水时颜色污浊,而旱季村民又缺水喝。迪亚拉想了很多办法改变他们的饮水习惯,收效甚微。后来,他把村民们喝水的照片做成幻灯片,拉一个大幕,当成电影给大家放。因为没看过电影,村里人几乎都来了,看到上面的自己,村民们都捂着嘴笑。当迪亚拉把污水的照片放出来,村民的表情逐渐开始变。他们就这样被迪亚拉潜移默化地改变,后来,迪亚拉在这里建了储水和净水设施,村子有了稳定、清洁的水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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